刘969:中国制造业的亮点和阴影

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制造业本身也在发生变化:首先,产业边界正在逐渐消失;第二,企业的初始投资正在增加。第三,完全有可能在企业之间迭代,并“逆转原因的后果”;第四,比较优势将让位于系统集成。

中国是世界上制造业体系最完善的国家,但同时也面临着中低端制造业比重较高、制造业贷款和融资指标不足的问题。

要解决制造业的融资问题,首先,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二是培育和发展多元化金融机构。三是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第四,除了基于贷款的产品组合,银行还需要开发各种融资工具组合;第五,监管者必须走出旧的舒适区,进行数字化思考。

作者刘969,中国投资有限公司IMI学术委员会委员兼副总经理如下:1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三个经济论据来看,第一个论据是比较优势理论。

这是大卫李嘉图提出和发展的重商主义理论。

这一理论主张,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应该牢牢地固定在全球供应链的某个领域,这样它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应当指出,发达国家已经完全主导了全球供应链系统,因此占据了其中最大的价值。

因此,比较优势理论没有竞争的含义,而是要求参与者,特别是欠发达国家,自杀。

因此,一旦比较优势理论被抛弃,竞争就不可避免。

中美贸易摩擦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中国不再盲目遵循比较优势理论,不想永远停留在价值链的中低端,而是要向价值链上游转移。

这种迁移过程绝对不是简单的产品贸易竞争,而是对技术优势的竞争。

中美贸易摩擦不仅关系到贸易,也关系到重构竞争优势的考虑。

如果你对此有任何异议,你可以研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传记。

汉密尔顿是许多西方基本体系的早期建设者之一,包括金融体系和中央银行体系。他还提出了一个彻底颠覆比较优势理论的重要策略。

当时,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建议美国不要发展工业,而应该只发展农业。工业产品可以从英国进口。

当时的第一任美国国务卿杰弗逊(Jefferson)完全接受了这一提议,认为这种分工对英美双方都有利。

然而,时任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坚决反对。他认为,如果美国不能建立一个统一和一体化的工业体系,它将对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今天,美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制造业大国。这部分是由于汉密尔顿的策略和他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否定。

第二个论点是关于产业政策。

众所周知,日本是较早采用产业政策的国家之一。当时的产业政策主要是一系列限制,表明哪些领域不可行,而不是指导企业在哪些领域投资和行使权力的政策体系。

然而,当中国采用产业政策时,情况正好相反: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中国对产业政策进行了理论和框架上的调整,并制定了许多鼓励和支持性的政策来指导产业发展。

我不想评论这项政策的好坏,但我只想说明一个事实,即市场经济本身从未否认相应的宏观调控。虽然许多宏观调控措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实施,但宏观调控意味着在某些领域和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和政府监管,这是不可忽视的。

我曾在《财经》上发表一篇文章《旧王朝新政与凯恩斯主义》,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上几个著名的新政,包括王安石的政治改革。

最后的结论是,很难严格区分哪些措施是有形的,哪些是无形的。

政府只需要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但必要时,应该释放看得见的手。

中美贸易摩擦的第二个争论点是,美国认为中国政府对工业干预过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公平竞争的环境,因此美国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

然而,相比之下,美国采取的限制性清单、实体清单和惩罚性措施都是有形的,这也否定了其最初的主张,即“政府应远离市场,不应干预实体经济”。

第三个经济问题是政府补贴。

在去年10月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我提到中国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争取技术优势,以便获得有效的竞争优势。

就政府补贴而言,美国许多核心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两个机构——美国航天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k0/)和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

其军事技术的民用需要大量政府投资和补贴。

马斯克的火箭回收项目来自私人资本,但项目中使用的技术在早期需要大量资本投资,日常资本来自政府补贴,这仍然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我认为政府补贴也是一种经济行为。有必要承认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参与者是多样化的。政府也是市场参与者之一,所以它也会采取行动。当然,政府补贴必须遵循规则。

让我们来看看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

过去,土地、人力和资本是工业时代全要素生产率的最重要因素。现在,技术是数字时代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

如果中国开放市场,与外国公司合作,但不能获得先进的外国技术,合作的基础是什么?中国与外资企业的合作是在掌握外资企业原有创新技术的前提下,通过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巨大的市场实现增量创新,从而实现双方的双赢。

否则,中国开放市场和与外国合作的基本逻辑是不稳定的,因为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在后工业化时期,世界经济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现在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趋势变化,特别是在后工业化时期。这些变化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这些变化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制造业主导的实体经济和金融主导的虚拟经济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很难区分谁是真实的,谁是虚拟的。

研究发现,S&P 500市场估值中约80%的资产是无形资产。

我的问题很简单。知识经济是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虽然这在分类学上有点概念上的变化,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由于我们正走向知识经济,这一过程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实体和虚拟之间界限的模糊。

其次,科学技术确实正在改变世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技术渗透到经济环境的几乎所有角落。没有技术,公司永远不可能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新的现代企业。

即使是街上的小作坊也应该考虑使用二维码来使支付更加方便。

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整个现代经济的血液,所以掌握科学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三,虽然国际贸易冲突的数量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从最初的商品交换到目前对技术优势的竞争,这种竞争的强度肯定会增加,但是在竞争过程中,冲突本身已经是过去的叙述而不是现代的叙述。

国家间冲突的模式正在改变。

货物贸易可以通过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降低其流动速度,但信息如何被封锁?如何解决物联网问题?在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不能在某个地方设置网关来阻止数据流。

随着5G时代的到来和IPv6(互联网协议版本6)的应用,世界上每一粒沙子都会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地址,每一粒沙子都可以交换信息。

因此,科技进步必将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加速人与人、国家、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交流,甚至人与自然、动物与植物之间的交流。科学技术有这样的能力。冲突不再是现代的叙事方法,更不用说未来的叙事方法了。

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制造业上,我们还应该注意以下发展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工业边界逐渐消失。

例如,3D打印、原材料和产品属于制造业,但支持其操作的是算法和程序,因此很难定义它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

首先,现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高度融合。

目前,制造业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的比例正在下降。我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制造业传统统计方法的缺点。

在共享经济等新经济形式出现后,实际上很难确定企业所处的行业。

此外,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快,制造业的概念也变得模糊不清。

例如,最初我们认为可交易产品基本上是商品或某些产品和服务,但现在可交易产品越来越丰富。例如,像漫威的动画电影一样,内容贸易既是一个概念,也是一个知识产权,它可以通过电影的载体来实现贸易。

因此,原本不可贸易的产品是可贸易的,这是未来的趋势,而工业界限的模糊正日益成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

其次,迭代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

过去,创新是从0到1,例如,从没有手机到发明手机。现在,它是更多的增量创新或边缘创新,这是一种在原始基础上不断动态迭代的创新。

经过一定程度的创新,实现了质的飞跃。

例如,手机用了近80年的时间才接触到1亿多用户,但目前的新技术可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触到1亿多用户。例如,视频游戏《坎迪·拉什》(CandyCrush)在几个月内已经达到1亿多用户。

最后,行业的移动性和灵活性越来越快。

制造企业的认知不再停留在像传统钢铁企业一样的工人在炼钢炉前大汗淋漓的印象中。

例如,我以前工作的光大集团在宁波有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该厂已达到欧盟2010年标准,二恶英处理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

前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在一次访问中表示,工厂就像一个花园。它不是制造企业。这是一个高科技的灵活产业。

后工业时代,企业的“重”含量越来越低,“轻”含量越来越高。

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来看,可以用手食用和掌握的内容越来越少,但越来越多的价值和不确定的内容是无法获取的。

因此,由此产生的趋势是企业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成为百年老店的机会越来越小。如果企业想成为百年老店,就需要投入更多的灵活性和技术元素。

第二个趋势是企业的初始投资将越来越大。

有些人不会理解,因为现在它更多的是关于分享经济,这应该是一个多方面的小团体分享,最初的投资不应该这么大。

然而,如果一个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独角兽,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小规模、多元化和共享的目标,它实际上必须有大量的技术投资,技术越突破,对企业早期融资能力的要求就越高。

过去,5000万元的融资可能足够了,但现在没有超过10亿美元的融资,很难称自己为技术初创企业。

现在有些人声称开发了一种新技术,比如区块链技术令牌,它将一切连接在一起。这至少是一个超过十亿英镑的融资概念。初始投资超过了传统经济的框架设计。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进入市场的初创企业,它需要迅速扩大规模。如果它不能在短时间内变得更大更强,它将无法生存空。

例如,滴滴出行和一些类似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为了快速烧钱来开拓市场,否则就等于零。

过去,在传统经济时代,不同的企业可以共同生活在产业链的中高端、中端、中低端,和平共处。

新经济时代不同于以前。产业链的纵向整合和横向整合已成为趋势。

第三种趋势,企业之间可以完全迭代,可以逆转结果。

过去,只有在有需求的时候才会有供应,但后来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供应超出了需求方的想象,工业发展也急剧加快。

第四个趋势,比较优势,将让位于系统集成。

为了在未来占据制造业的顶端,中国必须具备强大的系统集成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担心中美贸易战会大大损害中国实体经济的竞争力。

在今天的实体经济中,一个国际领先企业的能力绝对不是在一种技术上,而是在几个纵向和横向的整合能力上,如整合技术、整合产品、整合渠道、整合客户群和整合系统,从而成为世界领先企业。

例如,波音公司,即使不生产任何机器零件,也不会影响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制造商。

系统集成能力是未来竞争的关键,系统集成能力必须基于高端技术。

中国制造业的成就和问题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没有人能对这种进步视而不见。

首先,中国实体经济的整个产业链建设取得了巨大进展,这也是我对中美贸易摩擦充满信心的原因之一。

中国是世界上制造业体系最完整的国家。与德国和美国相比,中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中国的高端、中端、中端、中端、低端和低端产业已经系统化和系统化。这种能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立。

同时,制造业自身与周边配套企业和系统之间的系统联系和整合能力相对较强。

如基础设施建设和供电。

第二,中国有很强的增量创新能力。

美国一直指责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和强迫技术转让。

但我的观点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际上与儿童的成长是一样的。

孩子们长大后不是都模仿吗?牛顿和爱因斯坦不是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为巨人吗?国民经济也是如此。只要符合规则,模仿是可能的。

但非常重要的是,中国通过其巨大的市场容量创造了渐进式创新的可能性,而其他国家却没有这种能力。

例如,以色列开发任何产品都必须基于中国的市场需求,因为其国内市场非常小。

以色列开发的产品和技术要么专注于欧美市场,要么专注于中国市场。

由于美国和以色列的互补性比较弱,中国是以色列企业学习的首选。

中国在工业上有许多渐进式创新。

从0到1是创新,从1到10也是创新,中国可以通过巨大的市场容量进行增量创新。这一部分还包含并创造了许多非常重要的知识产权。

因此,中国在制造业的优势是多方面的。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制造业的短缺。

首先,实体经济的股票结构不完善。低端、中端和低端产业所占比例相对较高。

其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界限不清楚。

政府必须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但它也必须在主要经济活动之外,不能时不时地控制自己。

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经济的轨迹和规律将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

第三,实体经济本身的发展方向不明确,不确定性日益增加。

当前的经济趋势是从过去的工业化走向数字经济。没有人确切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即使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

许多人会提到人工智能是未来工业发展的方向,但人工智能是一个大概念,这个概念可以上天入地,90%的人工智能只停留在PPT上,10%可能有应用的可能性。

因此,中国企业不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正常的。

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投资什么。我们只能反复观察、动态管理和投资。

第四,中国实体经济核心竞争力不足。

许多关键技术尚未突破,许多关键知识产权尚未掌握。这方面压力很大。

第五,制造业的可贷性和融资性指标不够。

过去,制造企业可以将土地、厂房和成品抵押给银行,银行随后会为企业融资,但这种情况已经改变。

这就要求对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全面重组,以提高资产的可贷性、融资性和资本化。

企业融资必须有上市的思路,如何讲述技术、专利、产品、分销线、客户群和未来发展前景的故事。作为企业家,你必须清楚地思考所有这些事情。

第六,制造业本身有非常严重的非主导趋势。

2014年,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国有企业影子银行的文章。

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尤其是制造企业,不是通过主营业务而是通过银行金融产品赚钱。

这也是一家大型影子银行。

企业通过银行获得低于基准利率10%的贷款,并再投资于银行的金融产品,特别是中小银行的金融产品。这是完全无风险的套利。

因此,如果一个企业能轻松赚钱,它怎么能每天都学习新技术和新产品呢?因此,企业必须专注于主营业务。制造业的核心仍然是围绕主要业务的整体系统集成能力。

还有一种核心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现在不需要太多的制造业,这是一个大错误。

目前,所有新技术发展的最终瓶颈在于制造业,即制造能力。

为什么中国芯片开发14纳米非常困难?是在加工制造环节上失去的,不如台湾企业制造能力好。

真正支持人工智能的是制造业。

中国现在有大量新的制造企业。光想着它们是不够的,还要去建造它们。因此,制造业的重要性就在于此。

如何通过市场化手段解决制造业的融资问题?首先,我坚信市场应该起决定性作用。

政府不应过度干预市场,包括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它还应该遵循市场规律。

第二,我们必须培育和发展多元化的金融机构。统一的金融机构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目前,商业银行为什么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因为商业银行是以历史财务数据为基础的融资工具,并根据企业和抵押物的财务状况来判断是否融资。

商业银行与工业社会关系密切。

它是一个承担少量风险并获得稳定回报的机构,而不是一个因广泛风险而获得高额回报的机构,既不是私募(PE),也不是风险投资(VC)。

商业银行与工业化时代相对应,我们需要与新经济时代和数字时代相对应的新融资载体,因此培育多元化的金融机构非常重要。

第三,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

如果资本市场建设不好,所有实体经济都将缺乏特别有效的退出机制。

任何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发展都必须是可预测的,重要的可预测内容包括退出渠道,否则早期投资的主观能动性不会太强。

因此,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也非常重要。

第四,除了基于贷款的产品组合,银行还需要开发各种融资工具组合。

监管者必须为各种融资工具制定有针对性的风险衡量和风险准备新政策。

我们不能允许所有融资工具都是风险度量或100%风险权重。否则,我们无法量化新技术、新技术和知识产权,也无法提出一个综合融资计划,这对监管机构来说也是非常苛刻的。

最后,监管者必须有数字思维。

目前,银行正在处理更多的资本,但未来它们将面临两种媒体,一种是资本,另一种是数据。

因为数据是现代石油和现代企业的资产,所以它是无形的。

许多企业的原材料是数据,生产的产品也是数据或信息,这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没有数字思维,监管者就无法掌握现代经济最重要的媒介——数据,也无法对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定价和风险管理的数字重塑做出适当和准确的宏观监管回应。

呆在旧的舒适区显然不是一个有效的监管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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